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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 |《吴孟超传》为中国人的健康而作

2018-02-01 来源:  浏览:    关键词:《吴孟超传》
摘要: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全球的肝癌患者,却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此外全国还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是肝癌发病的易感人群,每年有近40万新发肝癌病例。肝癌主要侵犯有色人种,白人极少患肝癌。于是西方有人把肝癌称为中国的“国病”。虽然有人很反感这个说法,但这个病…



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全球的肝癌患者,却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此外全国还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是肝癌发病的易感人群,每年有近40万新发肝癌病例。肝癌主要侵犯有色人种,白人极少患肝癌。于是西方有人把肝癌称为中国的“国病”。虽然有人很反感这个说法,但这个病,中国人自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征服它。
癌症长期以来被称为“不治之症”,肝癌更被称为“癌中之王”,常听说,查出来,三个月到半年生命就结束了。肝癌究竟是不治之症还是可治之症?
1978年,上海长征医院院长赵志民患肝癌,本院从上海各大医院请来名家会诊,多认为“发现太晚了”,建议“保守治疗”。赵夫人不甘心,请求找吴孟超看看。因吴孟超在京开会,没参加会诊。吴孟超返沪,认为可以手术,为他切除了大肝癌。到2011年,赵志民术后已生存33年,仍健在。
1966年,工人蒋声和患晚期肝癌,并有结节性肝硬化,吴孟超为他切除了长有巨块型肝癌的右半肝叶,拿出来的肿瘤共5个,大的直径20多厘米,4个小的也有鸡蛋大。蒋声和术后33年肝癌复发,吴孟超再次为他手术,到2011年蒋声和又生存了12年,他前后两次患癌两次手术后已生存了45年仍健在。2011年我见到他时,只见他红光满面,精神饱满,根本看不出他患过肝癌,也看不出他已有82岁。
如此写下以上有关细节,是想说明他们患的肝癌都不轻,都到了晚期。如此描述,主要也不是想说吴孟超的手术有多高超,而是旨在探讨肝癌究竟是可治还是不可治。
吴孟超一生已做了14000多例肝脏手术,其中肝癌切除手术9300多例,成功率达98.5%,有近30%的患者术后已生存10年以上。以此看,肝癌是可治还是不可治?

关于癌,如今民间还有个说法:三分之一是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病死的。吴孟超则说:“得了肝癌很快死亡的患者中,一半的原因是吓死的,另一半的原因是治死的。”我曾问:“按您这么说,除了吓死和治死的,没别的原因?”吴老说他说的是“得了肝癌很快死亡的患者”。他说查出肝癌的患者,大部分人各种体征都还好,也就是常听说的某人“身体好好的,突然得了肝癌”。这时实施手术治疗,是有效果的。人的生命虽然脆弱,但还没有那么脆弱,不堪一击,不至于患了肝癌很快就死了。吴老说:“患了肝癌首先是不要被吓死了,其次是要有信心积极地治疗。是积极治疗,不是过度治疗。”
过度治疗会把还好的身体摧毁,这是个值得警惕的情况。当今治癌技术无疑有很大进步,有多种治疗方法,也有多种药物。但进步了的医疗技术未必与疗效成正比,由于“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驱使,加上患者因恐惧而期望做更彻底的治疗,便很容易造成过度治疗把身体摧垮。这并非危言耸听。正是由于不规范治疗的存在,2011年9月,卫生部印发《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年版)》,用以规范我国肝癌临床诊疗行为。所以即使很有钱的人和可充分利用公费医疗者,对此均不可能全然不知。
其实,我国对癌症的治疗在上世纪70年代已有显著进展。我看到一份统计数据,以宫颈癌为例,它曾是女性恶性肿瘤中患病率最高、危害最大的,上海市从1958年起在纺织女工中普查普治(所谓普治包括积极治疗宫颈炎,可使患癌发生率明显降低),15年共发现宫颈癌患者475人,15年后仍健在444人。据此算,15年生存率93.4%。这是1974年的统计数据,此后很多人继续生活着。宫颈癌早已非不治之症,这是明显的。

也有大量病例可以证明,并不是得了肝癌就一定会很快死去,很多人术后都在继续工作、继续生活。即使晚期肝癌患者、肝癌复发患者,如赵志民、蒋声和术后已生存了三四十年仍然好好活着。可是,却多有人不信,认为“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我由此感觉,几十年来报刊影视种种舆论称癌为“不治之症”,促使“谈癌色变”。这些舆论在人们精神上的深重影响,不亚于癌症本身对患者生命的破坏,也对所有人构成了潜在的心理威胁。
我们无法让患癌后不幸很快逝去的生命回来,但可以防止有生命仍在这样的恐惧中悲剧而死。其实,乙肝疫苗早已问世,去注射疫苗防止乙肝,别不在意。我们还需要知道,患者个人并非无所作为,蒋声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手术后一般每天坚持晚上8点钟上床睡觉,早晨5点钟起床去市场买菜,几十年基本如此。我曾问,改革开放后,你家有电视机了,你也晚上8点钟就上床睡觉吗?他说习惯了,到时就想睡觉。他一日三餐坚持定时定量,除禁烟、酒、辣外,其他各种食品均无禁忌。有句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或“三分治,七分养”,这话在蒋声和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所以,要真正征服我国的肝癌之患,远不止是医生的事,需要世人共同努力。

为什么要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
他1922年生于福建省闽清县白樟乡后垄村,因家里太穷,他严重营养不良以致3岁还不会走路。他的父亲在他3岁那年就“下南洋”谋出路去了。他长大后身高只有1.62米,学医后申请当外科医生曾被拒绝,就因为个子矮。
我由此想,吴孟超生在贫穷的农村,先天严重不足,竟能做出如此成就,对今天所有成长中的孩子,尤其是穷乡僻壤的孩子,都有很大的鼓舞!因而,比他的杰出成就更值得追溯的大约是:这个先天不足的穷孩子,怎样成为当代医学界的一位巨人!
他生在农历七月初九。中国商周时期就把农历七月定为秋季的第一个月,称之孟秋。吴孟超小时候的名就叫孟秋。孟秋上初中后,给自己改名为孟超。这是我所看到的——从他内心发出的第一个渴望自强的信号。此后的吴孟超,一生都在努力地试图超越自己,超越环境对他的束缚,包括父母的爱与期望交织在一起的“父母意志”对他的束缚。17岁,他就经历了人生的一次重要超越。
他5岁随母亲投奔在马来西亚做工的父亲。8岁就跟父亲去橡胶园割胶。割胶需凌晨1点起床,割到天亮回家吃饭,饭后再去收胶。否则热带骄阳一出,胶就不往外流了。他9岁时,父母觉得要让这个长得矮小的孩子去读书,将来才好找个省力气的活,有饭吃,于是送他到当地华侨办的学校去读书。这是个半工半读的学校。所谓“半工”,是半天干自家的活。他仍然每日凌晨1点起床随父亲去割胶,如此直到他17岁初中毕业。这约十年的少年割胶岁月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这非常重要。
人生要成就一项事业,须有吃得起苦的承受力、沉得下去的潜力和坚持得下去的毅力。九个年轮,赤脚走在橡胶林里的经历对培养吴孟超的品格以及他一生发奋读书精神,都有无穷动力。他初中毕业,父亲希望这个很会读书的儿子去英国继续读书,这是指望他将来长了学问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是,儿子却在这时坚持要回中国。
这是1939年,中国正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蹂躏。吴孟超17岁,为什么要离别父母弟妹回国?这是个值得追思的问题。
他在马来西亚上的华侨学校叫“光华学校”,取的是光耀中华的意思。校名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孙中山还写了一副对联:“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知识不仅有助于一个人谋生,知识里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很大的世界。祖国正被侵略,学校里的课程也变了,华侨教师给学生们讲祖国、讲正义、讲国内的英勇抗战,讲得热泪盈眶。青年是有热血的,青年吴孟超在是初中班长,他的心中不再只有一个家,更有祖国,一个宽广辽阔的伟大的祖国!
他的热血和情感在经受着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抉择。谁没有亲情,家不重要吗?从他很小的时候,全家就充满了对他的关爱和期待,期待他能站起来,能走路……祖母的皱纹里永远有笑容,有无声的鼓励;他在母亲的臂弯里长到3岁,母亲的手臂总是那么温暖;舅舅的脊背像山一样……终于,他会走了,会割胶了,会读书了,读得出类拔萃,成了全家的期望之 柱!现在,孟良、孟康、珠英、珠仙四个弟妹都拿眼睛看着哥哥……母亲嘤嘤地哭着,哭泣中有无限内容,他这个长子能这样独自走掉吗?可是,父母送他上学,他在学校里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已然经历了多么大的一个超越,从关心自己的家到关心祖国。他已经无法服从父母的愿望,无法只为一个家去英国读书,他坚持要回国……回国能干什么,去打仗,还是去读书?国内还有平静的课堂吗?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想要回国。
审视1939年以前的吴孟超,我再次看到,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该多么重要。请让我再说一遍:虽然他生在贫穷的农家,祖辈传承的父母之爱,是怎样滋养了这个先天不足的孩子。越是落后,越要爱护他。从一个人成长的角度看,那样的吃得起苦,那样的热爱学习,那样的能团结同学,那样的胸怀祖国……我们似乎可以说,他17岁以前的经历,几乎已经决定了他将来会成长为一个怎样的人。

人生有志已属可贵,更贵于持之以恒,若能使志向开花结果,那就更好了。吴孟超出身贫苦农家,三岁才会走路,岁先天不足,但发奋求学,立志要在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上做出大成就。他做到了。这对无数平凡人家的孩子都是巨大鼓舞。天上有一颗星,被命名为吴孟超星。本书撰写了吴孟超孜孜不倦地救死扶伤的一生,是人物传记中一部优秀的励志书。
福建建阳人,当代文学家、著名学者。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所著《智慧风暴》《新教育风暴》《让自己诞生》《宋慈大传》《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均产生重要社会影响。
山东莒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解放军某部离休首长秘书,上校军衔。先后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为了山里的孩子》《行达最前线》等各类著作20部。作品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一等奖、总后勤部军事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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